2013-07                              2014-01

胡鞍钢                               胡鞍钢

978-7-300-17540-9                    978-988-8263-69-1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繁体字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初在香港出版发行。本书介绍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就是指由多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集体领导机制。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分别代表党和国家的不同领导机构，形成了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的“集体领导制”。因此，这一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成员”，而不是“个人”（如总统）；是“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集体领导制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本书强调了中国“集体领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总统（个人负责）制”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机构实现民主集中制，这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非常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极其适宜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十分适应于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考验和挑战，也特别有利于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治理奇迹。当然这一制度需要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断进步。 

台湾《旺报》4日社评，原题《台湾可以向大陆体制学什么》，全文摘编如下：

大陆学者、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日前接受台湾《旺报》访问，畅谈了大陆政治体制的优点，这对于习惯西方政治模式的台湾读者来说，或许并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接受，甚而可能感到突兀。但是，在另一方面，西方或是台湾版的民主制度，也确实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金权政治、党派对立、民粹倾向、短视近利、政策买票、五日京兆、选民冷感等等，均是人们提到过的弊病。

很长一段时间，支持西方民主模式的人们，在面对各种质疑时，总是惯性的提出经典性的回答：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但却是已知的制度中最好的一种。“别无选择”，似乎是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的最佳、最通行的辩护词。

中国崛起之后，大陆当局，也包括大陆的官方理论界，以及部分华人知识圈，似乎开始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重新燃起了信心，“中国模式”一时之间成了显学。胡鞍钢的论点，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所产生的，而且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的权威，他主张大陆的“集体领导制”远优于美国“个人总统制”和“三权分立”制。他认为美国总统虽然是民主选举产生，但总统一旦产生，就是个人集权制度。而“中国集体领导制”下，“多人领导比一人要好”。胡鞍钢认为，中国政治家的产生要经过很多历练过程，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过程，已经形成一套制度安排、制度学习，既竞争，同时又避免拉票，比较务实。干部的学习也有一套制度安排。胡鞍钢指出大陆领导人淘汰的过程，一方面是选举，第二是筛选，不调研、不学习就会遭到淘汰。

集体领导、政绩导向、循序渐进、重视调研学习，这是胡鞍钢眼中大陆政治体制的优点，也是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其实，如胡鞍钢所提到的，“选举”的机制也存在大陆政治体制之中，在大陆政治人才的选拔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推荐、提名、票决都发挥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来说，是否“选举”，并非中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根本的关键在于，西方民主制度似乎已经走上了“唯选举论”的歧路和窄路，这使得“选举”的弊端也发挥到极致，前述西方民主政治的几大流弊，就几乎和这种“唯选举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要评价胡鞍钢的论点，要比较中西方政治模式的优劣，其实还是要回到台湾的政治社会的现实脉络来讨论。从陈水扁政府到马英九政府，台湾民众对政治现况的不满并没有消除，只不过问题的焦点似乎出现了转移。陈水扁时代，政府官员的一大特点是讨好、煽动民粹，马英九政府的官员，却普遍呈现脱离民意、背离民心，不知民间疾苦的共性。

有趣的是，媒体往往认为，陈水扁任用的政务官，往往多出于政治或选举的考虑，那些最擅于挑动民粹情绪的官员，也往往是政治任命或胜选思考下的产物。

然而，面对马政府官员的政策无感、治台无方，媒体又往往认定，这是因为马政府惯于任用学者型官员、偏好博硕士高学历所致，认为应该多任用具有选举经验、能够掌握民意趋向与媒体好恶的政务官。日前，作家吴念真更向政府官员开炮，强调“台湾最糟糕的就是知识分子误国。他们在位置上时一直掠夺，并没有真正奉献。他们很傲慢，永远不承认自己不懂，也不聆听平民百姓的意见”，吴念真甚至说“一个政府博士太多，不是好事，而是悲剧”。

这些观点，其实都充满了片面性。选举出身的官员，未必真的有体恤百性的理念，也可能是吴念真批判的掠夺者，傲慢与脱离百姓的问题，也未必就是因为高学历。真正的核心问题，还在于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中，缺少了调查研究、向基层学习，切实掌握民众需要与问题根源的相关历练。相反，在大陆的政治传统中，调查研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一切决策、论断、结论，都来自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中共党内“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前提”。政府官员脱离民众、脱离现实的问题，根源不在于是否参选、是否博士，而在于养成的过程，在于任职之后的决策模式与工作方法。如果说，台湾有什么可以向大陆学习的，官员的调研工作、学习制度就是我们值得借鉴、参考。

台湾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又普遍信仰自由主义，我们在实施西方政治体制的同时，应该对“中国模式”是否优越的问题保持客观，尤其大陆重视官员的调研与学习，更值得台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