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学人面对强势的西方哲学和文化，企图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中有所建树，并梦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哲学创造之路时，我们也许会问：在人类思想史上有无这样的成功先例或典范？傅有德先生主笔的《犹太哲学史》出色地给出了答案。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犹太哲人们所创造的犹太哲学。作为一部开创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巨作，《犹太哲学史》不仅具有重要的知识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因为它在全面、详尽、深入地介绍并阐释各个时代主要的犹太哲学家的思想的同时，还努力呈现出犹太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探索和创造的借鉴意义。

对于当今中国学界，我们可以找到必须重视犹太哲学的许多理由，譬如宗教的，哲学的，文化比较的，等等，但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来自由历史机缘所致的相似性。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一样，都不得不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众多犹太哲人已经持续努力了两千多年，并以其天才的智慧和虔诚的信仰，创造出犹太哲学这一辉煌成果，而我们的努力才刚刚开始。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代哲学和从公元前业已开始的犹太哲学走的是同一条路”，也就是说，“犹太哲学的‘发现’确认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走向”[1]，因此，犹太哲学对于我们不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知识、哲学学理和哲学精神的借鉴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来自犹太哲学家在其思想情感的历史机缘中所生发、所展现出来的得与失、苦与乐的心路历程，乃是最恰切于当今时代中国之哲学思考和创造的理想参照和经典范例。《犹太哲学史》的重大意义由此可知。换言之，我们不得不面对犹太哲学所带来的启示。

一

这种启示无疑是极其丰厚的，而对我们来说最切身、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问题：（1）如何面对西方哲学、西方文明所造成的压力、挑战或机遇？（2）如何面对上帝或宗教信仰？（3）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

辉煌的犹太哲学的起因却是悲剧性的，正如犹太哲学史家古德曼所言，“犹太人是因为无法抗拒的压力才开始哲学化的”（12页）事实上，不仅整个犹太哲学的起点如此，而且每一次犹太哲学的起点也都是如此，这些无法抗拒的外在压力在古代来自希腊哲学、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哲学、近现代则来自启蒙运动和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等，而贯穿始终的主线，是犹太文化或者说犹太宗教与古希腊哲学所开创和代表的西方哲学之间的较量、对话和融通。在一次次强势外力的冲撞下，一个古老的、流浪的、人口很少的、始终处于劣势的民族，能保持这种较量和对话两千多年而不绝，已经是奇迹，而在这种较量和对话中还能够创造出辉煌的犹太哲学，则堪称卓绝。我们不禁要问：犹太人何以如此？是什么使犹太人超越并战胜了时间和历史？答案很简单，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在政治现实中总是处于劣势的犹太民族，凭借作为上帝惟一选民的民族自我意识，始终保持着心理、精神和信仰上的优越意识，正是这种信仰和意识，使他们无比珍视并恪守自己的信仰、经典、律法、习俗和传统，作为犹太民族的精神和质素，这种信仰传统造就了一个民族的传奇，塑造了惟一一个具有纯粹信仰的民族，且是仅仅由于信仰而得以存在和绵延不绝的民族。与西方哲学的较量与对话，希伯来与希腊之间的较量与对话，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开始并一直持续进行着，而且，惟其在这个前提下，这种开始和持续才有可能。

简言之，是一种纯粹的、矢志不移的终极信仰，使得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和希腊人的继承者能够开始并实际上主导着一场没有尽头的人类精神和思想的盛宴，这本是信仰和理性这两极之间的势不均力不敌的一场鸿门宴，却因而成为西方历史乃至于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寓意深长的壮丽会饮。

这场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公元前30-公元45）开始已经持续到伊曼努尔.莱维纳斯（1905-1995圣诞节）的会饮，其主题曲是信仰与理性的双重变奏。傅有德先生充分展示了这一双重变奏的四种可能性（287-288页）：

第一种态度是绝缘论，即使传统和哲学绝缘，免前者受后者的污染，以保持前者的纯洁性。实际上，这是排他主义的态度，是站在犹太教传统上对哲学的拒绝，其本质是要犹太传统而不要希腊哲学，要先知的启示，而不要哲学家的理性思维。

第二种态度是二元论，即认为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并驾齐驱，如同理论和实践，真理和道德，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不同而并存一样，启示性的传统也与理性的哲学不相干，但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作用。换言之，启示是被限定在实践的领域，而理性是在真理的框架之内，二者是可以作为互不关联的东西并存并各自发挥作用的。这种态度承认了启示和理性的独立存在，但否认了彼此的联系与合作。

第三种态度是拒绝论，即彻底否认犹太传统而接受希腊哲学。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在启示和理性之间，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是判断二者是否一致的最终标准。启示是神的思想，哲学是人的思想。由于人的思想无法理解神的思想，所以人只应该接受人的思想，而不要神的思想。一句话，宁要哲学，不要犹太教传统。

第四种态度是融合论，即认为理论和实践、启示和理性、宗教与哲学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它们二者有共同的领域，人的理性参与到了神的知识体系之中，所以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说上帝的思想不是人的思想，只是承认人类理解力的有限，而不意味着彼此相互矛盾。”[2]

难能可贵的是，犹太哲学家们无论是立足或倾向于信仰，还是立足或倾向于理性，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犹太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保持着信仰和理性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一再深化着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与会通。这是西方文明遥相对峙和呼应的两个核心和极点，有如西方文明的双核引擎，它们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就是西方文明的命运。作为西方信仰主流的基督教传统，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命运的产物，而基督教神学实际上是以不同的面貌继续着由希伯来信仰与希腊哲学所共同谱就的乐章。历史的演绎耐人寻味，因为信仰和理性在漫长的较量和对话之后，依然固守着各自的本位和彼此永恒不变的距离，似乎都没有屈尊让步的丝毫意愿，而实际上，它们已经深陷在彼此长久的注视中不能自拔，而且相互深深晕染无法分离，而西方的哲学、精神和风貌实际上已经在它们的对峙与对话中深刻地改变着，这种改变的基本标志体现于一个伟大的共识和与之相伴的问题意识中（754-755页）：

在《暴力与形而上学：论莱维纳斯思想》的最后，德里达问道：“我们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我们生活在犹太人与希腊人的那种差异中，而这个差异也许正是所谓历史的统一体。我们生活在差异中并靠着差异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那种莱维纳斯说得那么深刻的‘矫饰’中，‘它不仅只是人类偶然的卑鄙弱点，而且也是同时束缚着在哲人和先知身上的世界的那种深刻分裂’。我们是希腊人？是犹太人？可是谁是我们？我们首先是犹太人还首先是希腊人（这不是历时性的提问而是前逻辑的提问）？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不可思议的对话，即和平本身是否就是黑格尔的绝对思辨逻辑的形式，就是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思考了先知般论述之后，是否具有一种调和形式的同义反复和经验的异质性的活生生逻辑？抑或，相反，这种平息具有一种无限分离的形式，以及一种关于他者的无法思考、无法言说的超越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语言从属哪一种平息的视域？从何处它取得问题的活力？它能否说明犹太教与希腊化历史的结合？在最为黑格尔式的现代小说家所说的命题：‘犹太希腊人是希腊犹太人。两个极限的相遇’中，什么是这种结合的合法性？什么是这种结合的意义？或者，相反的，这种和平是否具有无限分隔的形式？是否具有他者那种不可思议、无法表达的超越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语言究竟属于哪种和平视域？它提问的能源来自何处？它能意识到犹太教和希腊思想的那种历史耦合吗？在‘犹太希腊人就是希腊犹太人，两极相遇’这个也许最黑格尔式的现代小说家提出的命题中的这个谓词的合法性是什么，其意义又是什么呢？”[3]

我们在由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所开始的理性与信仰的会饮中发现德里达的面孔时，他已经醉意阑珊，大有庄生梦蝶之态，因为他似乎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和自己身旁的这群西方人到底是谁：我们是希腊人？是犹太人？可是谁是我们？我们首先是犹太人还首先是希腊人？事实是西方是在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差异和混血中成为西方人的，尽管这是犹太人本来不敢奢望而西方人又从来不乐见的。

当犹太人最初不得不面对希腊哲学的时候，他们的初衷只是要借助希腊哲学和理性来为自己的宗教辩护，为自己的信仰争得一席生存空间，但两千多年走过来，却发现他们一直身处西方精神和思想的核心地带，并且逐渐显示出强势特征。一身兼具犹太思想家和西方哲学家的莱维纳斯，成为希伯来和希腊之间可能性的一个经典范例，他的思想可以视为迄今整个犹太哲学的精彩缩影和现代表达。

哲学是讲希腊语的，这是莱维纳斯的说法。哲学必须讲希腊语，这是西方哲学的命运。这个命运是如何成就的？在莱维纳斯看来，是希腊哲学所开创的存在（本体）论传统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命运，而这同时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命运，而这由希腊哲学即存在论所决定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和毁灭性的，高踞象牙塔中极为精致的西方哲学必须为野蛮血腥的屠杀（这种屠杀对于莱维纳斯这些犹太思想家无疑更为刻骨铭心）负起责任，因为无人称的“存在”（il ya）意涵着吞噬一切的暴力（730页），必将摧毁一切“他者”的尊严和存在。西方文明的惟一希望，在于必须逃避、逃离存在。那么如何逃离？首先是逃回自身，逃回自己在抽象、一般、权力、暴力的“存在”之外的真实生命情景和孤独际遇中，并在这种孤独中开始转向，转向赤裸、坦露、真切、远离“存在”污染的“他者之脸”，这是一种生死攸关的转向，在这种与他者的关系中，自我找到了生命的真正起点，这种起点就是应该与他者相遇，就是对他者的先天的回应和责任，就是对他者的归属，在这种归属中，消解了来自我的任何权力欲望和企图，并确立起他者对于我在伦理上的绝对优先地位。我的本性，此刻能够一如赤子般纯粹，仅仅因为我对纯粹他者生命际遇和情景的净心倾听，在这种倾听中所确立的关系，一如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其纯粹质素，只有借助康德对审美鉴赏之无利害（兴趣）、无概念之权力性、无目的、不挂碍对象的实存，并在悬置了任何感性、知识、道德因素之后的反思性界定中才能准确把握。总之，在这种与他者的纯粹而真切的生命关系中，人才得以真正逃离“存在”的魔掌和厄运；而在这种关系中闪现的乃是神圣的维度，是上帝的身影，这种与他者的相遇同时意味着与上帝的相遇，或者说，正是因为对上帝的倾听才使得与他者的相遇成为可能。

显然，这是希伯来与希腊关系的现代隐喻：“存在”象征着西方和哲学，而“他者”的意象与犹太人的命运和他们的信仰息息相关。能够拯救西方于绝境的，只有犹太人的上帝。但这种隐喻是通过作为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莱维纳斯表达出来的，用的是希腊语，亦即哲学的语言。但莱维纳斯的哲学“听起来”是非希腊的，“是一种在沉默的深处用非希腊对希腊的质询，是一种超逻辑情感的言说，是一种只有在希腊的语言中被遗忘才能提出的问题；但又是一种只有在希腊的语言中作为遗忘才可以被言说的问题。这是言语和沉默之间一种奇怪的对话”[4]。罗森茨维格有一个说法，“思想的真正目标是翻译：只有当一件事被翻译了，它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声音”（770页）。莱维纳斯的全部努力，就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翻译家，把犹太的智慧和信仰翻译成西方人可以普遍听懂的希腊语！把上帝的声音翻译成哲学的话语。

最终谁是胜利者？希伯来还是希腊？信仰还是理性？此刻再做这种简单的评判也许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就连犹太人所憎恨的非犹太的西方哲学大家海德格尔也在说，“也许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有鉴于此，也许合宜的说法应该是：正是因为它们的共同努力，使西方离上帝更近了一步。

二

那么，我们呢？无疑，我们最好的选择是效法犹太哲人们，参与到由他们所主导的共同努力中去。不过当我们回到汉语的语境中时，面对这场西方盛宴，我们难免尴尬：我们是谁？是希腊人？是希伯来人？我们有这场会饮的邀请函或入场券吗？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最古老、最庞大的东方民族，我们能够、必须参与其中吗？如果能够且必须，那么如何参与？按照犹太哲学家古德曼的说法，“犹太人是因为无法抗拒的压力才开始哲学化的。他们从外部接受哲学。一部犹太哲学史就是犹太人不断吸收外族的理念，然后使之转化和适应具体的犹太教观点的历史。”[5]犹太思想家不得不吸收外在的哲学并融化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去，那么，当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考量并企图吸收外来的西方哲学和文明时，我们打算把它们融化到何处呢？这是个问题！因为，当我们如此发问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窘困：作为一个曾经一直拥有伟大信仰和传统的民族，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天赋虔诚信仰的犹太人那么自信，那么明确，那么单纯，那么坚定；我们必须首先给自己定位，在这种定位中去努力明确我们的文化或思想自我，明确这文化的自我或本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问题：我们有（那样的）信仰吗？或者说，我们（曾经）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哲学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有（那样的）哲学吗？在独特而尴尬的历史境域中，我们发现当今或此刻的我们在文化和思想上的自我迷失。总之，当我们面对犹太哲学家，面对他们所提供的光辉范例之际，我们已经把自己置于思想的痛苦之中，我们几乎无法象犹太同事们那样“轻便地”开始踏上思想之路。在上路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哪怕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在路上才有搞清楚的可能。另外，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根本上与旧约的犹太传统同质，换言之，犹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不外于基督教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它们不是异质的，西方根本上是希腊和新、旧约圣经共同塑造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她们具有极点之间的共性，以至于可以通过差异之间的对话成就同一乐章。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却几乎是异质的，较之犹太教与希腊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世俗与宗教的异质，哲学智慧表达方式的异质等等。这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路途更为艰辛。

此刻，来自犹太哲学的启示显得无比重要：只有拥有自己的传统和信仰，或者说，只有坚持你自己的传统和信仰，你才有资格参与与他者的对话；只有当你自己的信仰和传统足够坚硬，你才能够与一个传统和信仰同样坚硬的强势文明对话，并成为对话的一极。而且，惟其如此，这种对话中的极点才永远既不会彼此消弭和吞噬，又能在对峙中融通为更为广大的椭圆的一体，也许只有那时，真正意义上的融会东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文明才有可能。因此当我们决心参与那场盛宴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是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盛宴，而是世界的盛宴，没有我们的参与，这场盛宴永远是西方的，而不是世界的。这是我们的自信，但这种自信如果有意义的话，意义只能在于，我们的参与和努力，仅仅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离上帝更近一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傅有德先生的洞见显得尤为深刻和重要（32页）：

中国哲学要在新的世纪有实质性的建树，必须超越“体用”模式，必须超越只利用西方的逻辑形式和范畴阐释中国传统的框架，必须以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来看待西方哲学，寻求与西方哲学的内在深处的“对话”，使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水乳交融。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精神层面上的“亦东亦西”和“中西合璧”。

“对话”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和可能性，是当今中国哲学和文明惟一的希望，只有在“对话”中，我们才能发现、理解、重回并坚持我们的传统和信仰，并把这种古老、丰富、伟大的传统和信仰从汉语翻译成希腊语，在这种基于对话的翻译中，必将使我们以至整个世界都能够在对上帝更真切的倾听中受益。

总之，傅有德先生主笔的《犹太哲学史》的出版，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思考和创造而言，乃是一个重要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