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和雅典历来被视为神圣和世俗的象征，是通往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两条路径，信仰和理性于是成为人面对超越、面对世界和自我的两种重要而基本的生存方式。回溯到古代的时空之境，笼统地说耶路撒冷彰显着东方文明的气质，雅典则代表着西方的精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实际上，它们早已突破了东西方的空间性视域，而成为人类生存结构中的两种构成元素。就此而言，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种精神维度。然而，在这两种维度之间，不同的文明传统在历史上的确又表现出侧重不同的生存倾向，古希腊人崇尚雅典式的生存样式，古希伯来人则投入了耶路撒冷的生存模式。他们各自凝聚了自己的精神传统，表现出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族类的灵魂特质。

饶有意味的是，在时而从容时而急促的历史脚步下，雅典在罗马帝国时代开始靠近耶路撒冷，理性开始亲吻上帝之魂，于是，有了基督教哲学。而耶路撒冷在雅典精神的挑战下，也开始了信仰牵手理性，于是，有了犹太教哲学。无论是雅典理性面向上帝存在，还是耶路撒冷的神秘朝着清晰的逻辑微笑，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想和生存之路——宗教哲学之路。可以说，基督教哲学和犹太教哲学就是行走在宗教哲学之途中的两串影响深远的脚印。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教授傅有德等撰写的《犹太哲学史》（上下卷）便是对犹太人的宗教哲学之路的探寻。这是一番艰苦的长途跋涉，洋洋67万余言，从古到今，纵横铺陈，蔚为大观。无疑，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关于犹太哲学史的全程探险，属于一项筚路蓝缕、填补国内学术空白的开拓性工作，可谓贡献于学界大矣。

哲学史著述与哲学著述有所不同，正如傅有德教授在“绪论”中所说：“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上各哲学家的观点、原理和体系，澄清并阐明各个观点和命题之间，乃至各个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仅必须面对一个个的哲学体系及其众多的概念、原理和命题，还应该研究相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总之，哲学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其客观性，即在承认历史上存在着客观的哲学和哲学史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其本来面目。”（见《犹太哲学史》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6页。）但尽管如此，如何来选择哲学史的材料，如何来安排哲学史的材料，却反映着作者读解和把握哲学史的尺度和框架，离不开作者关于哲学史对象的性质的定位。反过来讲，如何定位所撰写的这段哲学史的性质，也就会直接影响着如何来构造或编织这段哲学史的系统和面貌。因此才有黑格尔的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罗素的哲学史之不同的个性差异。就此而言，该书十分恰切地将犹太哲学史的本质定位在宗教哲学史上。因为它探讨的基本主题是：“上帝的存在、上帝与世界和人的关系、上帝的预知和人的自由，先知和预言，神命、恶的存在与上帝的公正，等等。有鉴于此，本书在阐述各个哲学家的思想时，主要是从这些问题切入，并围绕它们展开陈述和评论的。”（同上书，第17页。）

何谓宗教哲学（史）？通常言之，就是用逻辑理性的方式来论证一系列与信仰相连的根本性的存在问题、生存问题的思考活动。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信仰上帝耶和华的民族，正是靠着对上帝的信仰，散居的犹太人才产生出超常而惊人的生存能力。他们虽然空间上无家，一再作为边缘人而生活，挣扎在动荡和流浪中。可是，也正是他们铸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坚固不摧的精神家园和族性传统，使得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依然是一个由神圣纽带凝聚起来的非凡群体。信仰成为犹太人顽强生命的核心要素，信仰成为犹太人的根本生存；上帝存在及其奖善惩恶就是犹太人存在及其道德生活的终极支持，照托拉而行就是犹太人全部行为的所信所靠。对于这样的一个宗教性民族来说，其信仰的生存模式是生死攸关的，对它的理性分析和论证而构成的宗教哲学，于是成为安身立命之学，成为生活践履之学，它绝非仅仅是一种理论之学，而更是一种生命之学。站在这样的视角看宗教哲学，我们似乎可以突破某种常见：宗教哲学就像经济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一样，仅仅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或领域，是一般哲学的个别表现。毋宁说，它就是一种宗教—形而上学生存论，就是一种基本的生存哲学。其关于上帝与人的一切言说可以称之为关于生命存在的终极伦理的言说，它不是立身于某个层面的，相反，恰恰是立身于根本层面的。于是，包含犹太哲学在内的宗教哲学获得了一种重新的意义定位，超出了习常的也是传统的观念限制。在此，可与现代犹太哲学家海舍尔关于宗教不是人的神学，而是上帝的人学的观念相呼应。

可以说，整个《犹太哲学史》向我们展现的，便是犹太的神学—哲学家们对基于《圣经》的神圣言说所引发的根本性的生存问题所做的理性的探讨、解释和论证。因此，贯穿犹太哲学史的一条中心线索便是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傅有德在书中论到犹太哲学史的基本特点时说道：“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性和信仰的结合。------一是说犹太哲学是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研究犹太教传统这个对象，试图借理性之助解决犹太教涉及的上帝的存在、人与神的关系、人的自由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和宗教对象的结合。------二是说犹太哲学在内容上既有理性主义的因素，又不排斥或排除信仰的成分。”（同上书，第7页）事实上，这一论断对于基督教哲学同样适用。在此，我们无法不为圣经与希腊文化的结合所撞击出的那道照射人的生存世界的强光所目眩。谁能否认，从此，在希伯来世界和希腊世界展开的生活和文化的全景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构造。雅典与耶路撒冷的联手奠定了后世欧洲的整个文明传统的根基，正所谓欧洲文化是两希文化的产物。同时，犹太人这一独特的族类及其文明传承也比任何一种所谓古老的东方文明更和西欧文明结为一体。而他们相近的一种结构性的精神特质便是理性和信仰均为其文化生存的两个支点：信仰给予他们以终极的关怀，理性促使他们不懈地追问真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阵营中，我们可以数出一连串虔诚的犹太人或者基督徒的名字，这一事实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

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亲缘关系，由于犹太教与希腊文化、基督教与希腊文化之间的联姻关系，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同样显现出近亲关系。扩而大之，犹太哲学与整个西方哲学文化难解难分。就像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犹太哲学史上，其思想发展演变的根源和动力往往不是来自于犹太哲学家自身内在的观念之间的前后传承关系，而是来自于外部的非犹太哲学世界的促发，得益于异质的哲学文化的影响。比如，犹太哲学的诞生，就是犹太哲学之父斐洛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主义的直接影响下，运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释《圣经》和犹太教的产物。这恰恰开辟了后来基督教神哲学的第一个形态——教父哲学的方向。又比如，中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萨阿底、达吾德、迈蒙尼德等一大批人，都是经过阿拉伯哲学来接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后而成长起来的，没有伊斯兰教，没有阿拉伯人复兴古希腊哲学，就没有中世纪的犹太哲学。（见同上书，第11—13页。）可知，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走的完全是同一条道路。然而，就在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表现出融合的趋势的另一面来看，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书中所论述的那些犹太哲学家们几乎都是在欧美世界生存的人，他们既是犹太人，同时又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融合在一起，西方文明的因子已经构成为他们生命世界的元素，就像犹太教构成为生命世界的元素一样。因此，当展开西方文化的历史画卷时，列入《犹太哲学史》中的人同样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例如：斐洛、列维纳斯、马丁·布伯、海舍尔、科恩、罗森茨威格等等，更别提像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马克思、佛洛依德、马尔库塞、尼布尔等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了。因此，何谓犹太哲学（史）便成了一个需要鉴别或甄定的问题。

该书在这方面显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关系到犹太哲学的存在资格问题。因此，傅有德教授开篇就先提出了犹太哲学的定义问题。他援用了两位著名的犹太学者古德曼和海曼的看法，来讨论犹太哲学家的资格认定问题。古德曼将犹太哲学称为“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做的描述”，而海曼认为，犹太哲学家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对犹太教有所论述，并对之抱有某种生存认信的态度；二是采用哲学的概念和论证方式进行言述。在此基础上傅有德进一步提出，犹太哲学是那些对犹太教抱有同情心和认同态度的犹太人创造的，他们用哲学的概念方式理性地探究犹太教的信仰、习俗以及一般性的哲学问题。（见同上书，第5—7页）。这一界定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我们也可以更为简要地表述为，犹太哲学就是对犹太人的独特生存模式即以上帝信仰为核心的生存世界所做的根本性的理论反思。

基于上述认识，《犹太哲学史》全书纵横捭阖，梳理思想材料，将整个哲学史分为三编三大阶段：古代犹太哲学、中世纪犹太哲学、现代犹太哲学。这一划分方法显然与西方哲学的分期相近，因为犹太哲学的历史和西方的文明史一道前行。但是，由于犹太哲学的外部生存处境的特殊性所导致的犹太哲学发展史的间断性，全书因而并未在整体上彰显前后思想的逻辑传承线索，而是着重某一时代里的哲学家们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思想自身的内在问题，在此基础上，也尽力关注一个特定阶段里的思想史演变。比如，翻开“古代犹太哲学”书卷，我们可以发现十分清晰的思想史的行程：从构成整个犹太哲学的观念基础和思想来源的《圣经》开论，提炼出了奠定后世犹太哲学思考疆域的基本的宗教哲学主题，接着展开犹太哲学的创始人斐洛的哲学，再到拉比犹太教哲学，一幅古代犹太哲学的最初形态及其基本的观念、问题和理论的图景，得到了条分缕析、从容不紊地勾勒和展现，从中透露出作者对于古代思想史料有着很好的掌握、驾驭和分析功力。包括中世纪和现代在内，关于整个犹太哲学的研究和论述，有许多东西在学界是初次或极少为人所知。比如关于拉比犹太教的释经传统、中世纪犹太哲学之父萨阿底及随后一批犹太哲学家的理论、现代犹太教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以及许多现代犹太哲学家的思考和见识，都在书中有着充分的揭示和阐述。

《犹太哲学史》的出版是学界的一件幸事，它不仅打破了国内犹太哲学研究长期以来十分贫乏乃至阙如的局面，拓展与丰富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眼界和内容，而且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特别是基督教哲学，也是一份可贵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参比价值。进而言之，对于中国哲学的反思与重构、对于宗教哲学理论的创造和建树也都有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