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背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经在1998年获得良好出版社称号,今年又成为政府奖评奖中仅有的三家获奖大学社之一。在2008年2月1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2007年度文化原创榜”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其图书产品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近日,本报记者对人大社社长贺耀敏就出版社发展问题进行了独家采访。
■采访人:王 东(商报记者)
□受访人: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作为三家获得政府奖之先进出版单位奖的大学社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获奖对出版社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认为这次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对于人大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我社多年来坚持高尚出版追求的一个肯定。
首先,我社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大学社,50多年来人大社始终坚持崇高的出版追求,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为我国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这个荣誉称号,也是对于人大社光荣出版历史的一种肯定。
其次,这是对人大社这些年来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的肯定。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大社几代出版人始终坚持内涵式发展道路,坚持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的上品精品,形成了鲜明的品牌优势。我们没有寻求急速扩张,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出版特色,紧紧围绕人文社科,做好出版工作。
第三,这是对人大社在出版改革发展道路上探索的肯定。近些年来,人大社紧密跟踪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趋势,坚持积极探索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特点,取得了一些的成绩,大奖的获得可以说是对这种探索的肯定。
当然,这更是人大社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是我们大家的骄傲。人大社从成立到现在,员工和领导班子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大家的出版理想和出版追求始终不变。我们许多已经离退休的老员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也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在岗的400多位员工的兴奋就更不用说了,这更坚定了我们做好出版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现在整个出版业有些浮躁,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形势下,不能仅仅做那些看似繁荣热闹的事情,更要积极探索我国出版业怎样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发展。这个奖项的获得也可以让我们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快探索我们的出版繁荣发展之路。
■:在图书出版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倾向于做“浅出版”,人大社的坚持体现在什么方面?
□:人大社的出版思路可以说是“深出版”,这是与人大社的定位和功能分不开的。人大社区别于其他出版社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她的高端学术出版。有人形象地将人大社称为“红色出版社”,我想这种出版特色和出版导向体现在出版社工作的各个方面。人大社的最基本定位,就是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已经内化到图书策划、出版内容、出版管理和全体员工所追求的出版理念当中了。每年出版社都通过“员工学习课堂”对员工进行培训,我们都坚持强调人大社员工首先应该树立起做先进文化传播者的意识。所以有很多人都觉得人大社400余位员工的言谈风貌、行为举止与其他出版社有很大的不同。
出版业是内容产业。从内容产业的角度讲,人大社要求自己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最先进、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必须始终追踪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前列,出版反映政治理论、哲学、经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学、人文学科等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学术著作。在组织策划和出版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将内容和质量紧密结合在一起,选择最好、最前沿的图书稿件,并通过一流的编校装帧工作呈现出来。我们在内容和质量的统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人大社的书看起来都比较朴素、简洁大方,虽然看起来与市场有一点距离,但这恰恰是我们的市场定位和产品特点。
在定位上,我们坚持实施品牌战略,希望通过我们出版的大量优秀图书,在出版界树立起更加鲜明的优良品牌。人大社在追求品牌价值方面多年来始终不渝,坚持不懈,我们的出版品牌在出版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在专业学术出版这个领域,人大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首先,要发扬自己的出版传统和传统优势,不坚持长期形成的出版传统,见异思迁,就不可能形成优势。我们认为出版社在出版工作中应该处理好传统、特色、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出版社都要认真研究自己的出版传统和传统优势,并充分发扬这种传统优势。人大社坚持高扬人文社会科学这面旗帜,不受社会浮躁之风的干扰,不为眼前的利益诱惑所左右,专心致志做好学术著作的出版,做好大专院校文科教材的出版,做好大众类哲学社科图书的出版。尤其大专院校文科教材的出版是我们的主业,每年都要占到图书品种数量的60%,近几年来,我们的这个传统优势更是得到了很大的发扬。
其次,要凸显自己的出版特色,没有特色就很难办好出版。人大社始终都在围绕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前沿、高端来做出版,尤其是对于那些针对小众的学术精品,更是要做细做好。人大社许多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在学界有较高的评价,跟我们坚持的出版特色分不开。目前人大社的学术著作出版已经形成规模和特色,形成品牌和优势,可以保证总体上不亏损。通过多年的努力,出版社已经积累下了大量的学术图书品种,仅2007年就出版了300余种学术著作,这个学术出版规模在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在大专院校教材出版领域,我们始终追踪教学科研最前沿的成果,紧紧围绕高校教学实际需要,凸显为高校教学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特色。坚持在教材之外,提供多样的教学延伸服务,如组织学术报告、提供辅助教学资料、建设教学资源库等,推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向纵深发展。
再次,要坚持出版物的高水平和高质量,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人大社长期坚持实施精品战略,多出精品上品,所谓“浅出版”在人大社是没有市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放弃了很多短期能赚钱但不符合出版社定位的选题和书稿,同时又选择了很多虽然不赚钱但是符合我们出版定位的图书。如《康有为全集》就属于这一类图书,出版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用时三年才完成,这类图书虽然不会给出版社带来多么大的经济效益,但对于文化学术的传承有重要意义。又如《饶宗颐20世纪学术文集》、《工商管理百科全书》等都是如此,这些图书可能是亏损项目,但是从学术水平和品牌建设上讲,则肯定是盈利项目。面对纷繁变化的出版界,我们有做高水平图书的定力,这个定力来自哪里?就来自于我们跟“浅出版”相对的“深出版”。
■:出版社能够在学术出版立社、强调“社会关怀”以及“人文关怀”的前提下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背后的动力和保障是什么?
□:我觉得根本的动力在于对中国出版形势的深刻理解,人大社之所以能够保持传统、特色和水平,形成品牌优势,在一定意义上是出于对中国出版业的深刻理解。
首先,我国出版业正面临着一个大发展的局面,这是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任务分不开的。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加快,我国国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欲望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于文化产品和知识产品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因此,我们人大社一直在研究如何出版适应国民高层次文化需求的图书产品。我曾经有一个比喻,如果说“浅阅读”的书都是在休闲的时候或者躺在床上看的,那人大社的书就应该在上午看,而且要正襟危坐着看的。读者对文化知识的渴望会越来越强烈,而我们出版的经济、管理、法学、人文等领域的著作与教材,恰恰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自我提升、自我充实的需要。
其次,我国社会正在经历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30年来主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问题的话,那么今后几十年间要解决的主要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以往人们那种对物质的强烈追求一定会有所遏制,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则一定会增强。人大社应因势而上,多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人大社员工普遍感到我们应承担起校正社会不良倾向的责任,保持健康、积极、向上的出版情怀,保持公正、合理、公平的理想追求。
第三,大学和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发展特色,就是本身承担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责任。应该说大学和大学社都有这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任务,良好社会风气的塑造,也需要出版业的配合。在人大社有这样一种追求,出版事业比个人奖金重要,理想追求比肤浅炒作重要,十分看重出版人应有的职业操守和出版追求。广大员工很少社会上的那种不良风气,保持了恬静的工作、生活状态。应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有着相同追求的出版人聚集在这里,人大社才能形成如此一致的共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家园。
此外,出版社坚持“以人为本,民主办社”,尽最大努力维护广大员工的权益作,使每个员工在这里都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实现自己事业、生活和精神上的追求。出版文化企业与一般工业企业不同,在这里云集了一大批高智商的人才,充分尊重广大员工的创造精神和切身利益,才能保障出版社的顺利发展。
■:人大社这些年来的成长说明了什么问题?对于大学社群体今后的发展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每一家大学社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人大社的经验是根据自己出版社的情况形成的,不一定适合其他大学社。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是各社通用的,那就是坚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优秀的大学社无不是出版特色鲜明、出版物水平高超的出版社。围绕这样一个基本要求,就有可能赢得较好的发展。例如,在狠抓特色和水平方面,我们有一些体会。在2000年前后,人大社的各类教辅图书占出版社总码洋的40%以上,而到了2007年就降低到了10%多一些,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产品调整,就是为了突出特色、突出水平、树立品牌。可喜的是,我们避免了2004年前后教辅书类图书大退货的冲击,巩固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出版基地的地位,扩大了学术出版的规模和影响力。应该说现在有很多大学社也正在面临我们当初遭遇的窘境,什么书都出一点,什么书都没有特色。长此以往,提升核心竞争力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