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搜狐文化频道

       贺耀敏：搜狐网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见面，谈一谈人大出版社以及出版界的一些情况。

　　主持人：您好像也参加过很多次BIBF，在这次BIBF上面人大出版社又带来哪些亮点，又推出哪些很重要的项目？

　　贺耀敏：我们始终把“走出去”作为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我们每年的重头戏，展示“走出去”图书，特别是展示优秀图书的机会。很多国际版商到中国来，跟中国出版社洽谈业务，加强出版交流，特别对未来出版业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这一次把这一年来重要的图书都带来了，一方面我们这些年出的，特别是按理念来出的学术界著作，有关中国经济、有关中国政府、中国社会新的书也带来了。有一些针对国外的读者打造的一些图书。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版的《大国的责任》，像《人民币读本》，这样的图书就是面向国际市场做的图书。还有一些图书，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方面来介绍，比如朱永新教育文集，这一次带来10本，大概在人大出版社出了16本之多，朱永新对中国教育有很深刻的理解，这本书可以介绍几句。另外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图书，也想介绍出去。比如我们这一次胡鞍钢编的书，对中国经济社会做的展望，国际上是否认同，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这样的图书能够推出去。这个会议也是我们交流的一次机会，所以我们在昨天就跟麦克劳希尔公司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要我们两家共同来做“中国经验”系列图书，这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今年年初麦克劳希尔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两个讨论定下来的。把有关中国发展，中国社会进步，特别是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提供给世界各国分享，当然供他们来分析。有关中国的问题，也希望赢得国际各方面的一些关注，多帮我们出出点子，我们发展得更好。

　　主持人：这次人大出版社有一个“走出去”的策略，是不是同时也有“引进来”这一块呢？

　　贺耀敏：肯定的，要说“走出去”“引进来”，人大出版社首先是“引进来”，然后才是“走出去”。大概在若干年，人大出版社都是全国引进图书最多的出版社。因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步伐特别快，特别是经济管理领域特别需要跟上国际步伐，1996年以后人大出版社大规模引进国外的经济学、管理学等最前沿、最现代的图书，我想很多读者都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文库和管理的文库，相当一部分都是国际上最好的图书，我们把它“引进来”。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引进了中国“引进来”图书的风骚。所以有著名的学者也讲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我们国家第二次经济学引进的开创者之一，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国家经济地位的提高，外国人想了解中国。所以我们适时“走出去”，2006年以后人大出版社“走出去”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些年我们“走出去”的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大约每年持续的数量大概都在一百种左右，我们两次荣获了我们国家单体出版社走出去的第一名，有一次是第二名，也就说明我们这些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

　　以学术出版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出版任务，这个定位是我们始终坚持的

　　主持人：在过去的采访中，您曾经提到过引进国外书籍的时候，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翻译人才的缺失，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对于这个问题您是否找到一些新的突破方法？

　　贺耀敏：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最难的工作，能够准确的了解国际的想法，让国际上的人准确的了解中国的想法，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经常是误读，比如我们提出和平崛起，本来想中国是在一个不发生战争的环境下，我们经济能够迅速发展，但是误读是不是中国要迅速强大起来，好像要争夺世界各国的资源，像这种误读比比皆是；比如人民币我们希望它的国际地位不断的提升，我们丝毫没有提出人民币应该取代美元。但是国际误读就似乎我们讲人民币的地位的时候，似乎我们要取代美元。这样的误读是很多的，就需要沟通和交流，沟通交流一个前提就是要准确。若干年前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大量的引进海外图书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这个问题，引进过程中有一个如何把外国的图书准确的翻译成中文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现在已经比较好了，因为我们国内总体来讲英语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很多译者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有很多译者在国外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把图书翻译过来，应该说比较忠实于原著。但是“走出去”过程中间遇到一个很大障碍，翻译水平比较低。很多译者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中国式的英语，而不是真正地道的英语。外国人读起来感觉是一种外来语言，我们中国读起来好像也不是自己的一种语言，这个问题看来是比较尖锐的。

　　我去年讲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但是从我们人大出版社这些年的努力来讲，我们也探索了一些经验和做法，现在比较成熟的做法。我们把这个图书确定下来，跟外国出版社确定下来在国外出版。可以先由中国优秀译者译出来，请外国出版社，他们约请外国的编辑，纯粹的外国人，他们再去讲。这样相对好一些。但是目前来看这个翻译工作仍然很难，还没有形成专业化的队伍，仍然是走出去最大的一个瓶颈，困难很多。

　　主持人：其实在翻译队伍里面，这是一个制约我们“走出去”一个很大的问题。

　　贺耀敏：没错，我们也尝试过多种办法，曾经请中国译者译出来到海外去出版，这个问题也很大。现在做了一些事情，看来效果并不是很好，外国人觉得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也要通过翻译的水平提高来做。好在政府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去年参加过两次会议在讨论如何培养翻译人才的问题。如果把它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战略措施来重视的话，我想我们的翻译队伍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这样一些专业的学科领域，对翻译的要求可能还更高一些。当然我不是说文学作品翻译水平可以低一点，因为专业的翻译首先一是外语必须好，还有必须了解专业知识，往往对一个翻译来讲要求很难，我们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是严重匮乏。但是随着中国走出去的规模扩大，现在也有很多的翻译者，我们很多海外的留学生，特别在海外工作过多年的人士，在海外谋得比较好的教职，在国外做了教授、副教授的人物，有一些人关注中国图书“走出去”，愿意承担我们翻译工作，使我们翻译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个会越来越好。

　　主持人：您先是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任教是吗？

　　贺耀敏：我现在还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

　　主持人：现在又是人大出版社的社长，当时是不是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理想或者一个目标，是不是这样？

　　贺耀敏：人大出版社是一个很多想做出版、有出版梦想的人愿意去的这样一个出版社。所以学校让我去出版社的时候，尽管我也有很多的困惑，我也觉得有很多困难我解决不了，但是我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个里面能够实现我个人和我们这个团队这样的一个学术出版的梦想。人大出版社成立五十六年来，应该说它始终在学术领域十分活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在中国学术出版领域一直是独占鳌头，引领风骚的。在文革以前中国出版社并不多，大学出版社就更少了，人大出版社应该说当时有它独特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业发展很快，出版社数量也不断增加。人大出版社定位就需要认真考虑。所以人大出版社前几任社长和员工，确定下来一个以学术出版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出版任务的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应该说是我们始终坚持的。

　　我到人大出版社将近十年时间，人大出版社学术出版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弘扬，2002年我到出版社的时候，我们教辅、教参占到总品种40%左右，现在只占9%，其它增长的部分是什么？第一就是大专院校的教材，高校的文科教材大概占到每年品种55%以上，学术著作大概占到20%到30%，也就是说我的出版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大出版社现在每年大概要出2700种图书，这样看起来我们学术著作的数量就是相当大，每年有好几百种学术著作。

　　很多学者有好的作品，第一时间先送到人大出版社

　　主持人：出版行业面临着一些挑战，特别是商业化的时代，人大社坚持学术的情况下，它面临着哪些困境？还有它的机遇又在哪里？

　　贺耀敏：人大出版社在这样大的市场环境下，我们也经常会对自己这种选择也产生怀疑。我自己也坦率的讲，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更赚钱的事情。我们究竟是坚持我们的追求？还是去做更赚钱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想这里有几点是支撑我们继续努力做下去的。在中国做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兼顾。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出版责任，也是中国文化的责任。我们人大出版社的五百多位员工，我们做出版有自己的理想，我们希望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中间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人大出版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有这样一个学术理想和追求。现在在人大出版社我们五百多员工中间，硕士以上人员已经是299位，也就是300位左右是硕士以上的人员。这样的学历结构或者这样的团队，也有一个特点，大家都有做学术的这种情怀，希望把它做好。

　　第二个方面对于人大出版社来讲，我们也有一个传统。我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已经做得比较好、比较深，也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读者的认可，这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经常国外有一本好书，总是有一些学者向我们建议这个书，希望尽快引进中国。很多学者有好的作品，第一时间先送到人大出版社。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学者和作者的资源。遇到这些我们很难退却，说这个书我不出，说要出一个市场化的书，真的很难。我们有很好的作者队伍，我们有一批很好的读者队伍，我们有期待。所以人大出版社稍微有一点闪失，我们那些读者可能就会对我们有意见。

　　我想讲第三个方面人大出版社是一个专业化的出版社，是以学术出版作为自己特色的这样一个出版社，在中国需要有这样的出版社坚持自己的专业出版。去年采访时候我也曾经讲过，我们是为小众服务的，我讲的小众包括大专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为学者服务，当然也包括对舆论问题、经济问题或者社会其它问题关注的一些读者，我们有13亿人，其实这个小众规模也不小。我们学术著作出版现在首印、首发在三四千册，也是比较好的效应。

　　人大出版社能够坚持学术出版，坚持学术追求，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这些年来，我们55%左右比例教材都有很好的市场反映。因为有很好的教材作为支撑，所以我们可以拿出一部分教材的利润用于支持学术出版，要没有这一个，这种学术追求有时候会受到地域的压力，有可能就会变化。但是我们很好的把我们产品结合做得调整，现在还可以。

　　主持人：刚才说到比较擅长的关于教材这一块，这次BIBF又带来哪些新的书籍？

　　贺耀敏：这个书展主要的还是学术类的著作展示比较多一些，我们教材展示要相对少一点。因为中国的教材目前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我们更多是为自己本国的学生服务的。但是其中不乏一些领域的教材，我们希望推出去。比如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关于中国国际政治一些主张。比如这回带来“关于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学术论作，我们也带来了。还有像经济学，特别关于中国当代经济的教学成果，实际上它们对海外也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关于中国经济，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一些图书，我们也带来了。刚才我也讲像朱永新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图书，我们也带来了。包括这一年多，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一些读物我们都带来了，希望国外这些版商来选择，我们跟他们沟通确定这些品种，当然按照他们的要求对这些图书进行删节，做成适合于海外发行的图书，这样的图书我们是有一大批的。刚才接待了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在那里看。大概这一次书展上有30多种图书签约，应该说成效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学校连续接待了他们到人大出版社回访，后面到人大出版社走访，这样的交流每天都在进行着。

　　主持人：昨天我采访波兰马萨雷克出版社，它是不是跟人大出版社也有关系？

　　贺耀敏：很高兴这次他们社长当选中国“走出去”的专家顾问团成员。几年前就在合作，把中国图书通过他的渠道推向波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因为这个出版社是波兰最大的出版社，而且他的出版社的社长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们几年前就跟他合作，把我们一些好的图书都推出去。包括我们大陆的责任，人民币等等都通过他们推向了波兰，这一类的图书会有很多。前几天谈了下一步的合作，希望从图书到期刊能够多层次的合作，他也希望我们给他提供一些针对波兰的，有关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图书，我们也在规划想做这些。

　　在走出去过程中间，我们也有一个感受，既要关注那些大的市场，比如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更要关注一些小的国家。像波兰等等这些国家，小语种国家市场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要做美国的读者的工作，我们要做欧洲读者的工作，对这些国家的工作也不能放弃。

　　昨天晚上跟韩国的出版家们在一起座谈，也在讨论如何使中国图书走向韩国，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关注度很高，中韩两国经济交流特别多的。我去年访问了韩国，现在据说在韩国就业的中国人都有几十万人，也就是这个确实两国的交流很多。在中国就业的韩国人也很多，北京专门有韩国村，韩国的集聚区，这样的交流需要更多的互相理解，这个对于加强两国文化深度交流特别有好处。

　　主持人：刚才听到了欧洲，然后又听到了韩国，那其它的一些洲，比如说美洲、非洲呢？

　　贺耀敏：我们也在做，这几年当然像非洲的工作我们做得相对少一些，因为非洲缺少一个成熟的发行渠道。但是在中非论坛那一年，我们曾经出版了两个非洲总统的图书，一个是尼日利亚总统的图书，我们为中非友谊至少从出版角度我们还做了一些工作。在非洲市场需要我们去做，今年我参加了埃及市场，当然那时候赶上埃及的动荡，所以我们工作并没有展开得很好，可是我们跟埃及出版社也签了合作的意向。最近一段时间彼此交流的双方图书的书目，这个也需要进一步沟通。但是对埃及关注度，基本停留在旅游、饮食这样的领域，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目前看来不是很高，当然他目前还需要稳定一段时间，我想稳定以后的埃及可能对中国各方面书籍的需要也会增加。

　　美洲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美国虽然现在成为一个出版强国，比我们整个中国出版实力还要强一些。我们也始终关注美国市场，其实人大出版社跟美国的出版社的合作是最多的。前些年我们跟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出版公司一直有紧密型的合作，到现在一直是持续的合作。他是我们很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也是他在中国很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这样的合作我们都在不断的加强，现在合作从过去仅仅是买卖版权，已经发展到多方面。

　　昨天在展台跟麦克劳希尔谈出版中国经验的图书，第一批整个推出十种，要双方来确定关于中国问题的图书的主题，希望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讨论来撰写，把中国经验推向世界，这是十分重要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一本书一本书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持久的合作。比如第一批十本，第二批再推出十本，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化能够介绍出去。我相信这种合作都是一些尝试，也是开创性的。

　　初跟外国版商谈判，我感觉受到很大的伤害

　　主持人：最初我们走出去，或者引进来，都是一种单一的版权输出的形式，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多元化的合资，或者共同策划这些东西。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过程？

　　贺耀敏：推动这种合作不断走向深入，推动这种合作从单一走向多样化，从过去简单型到现在复杂型、复合型，最重要是市场力量，市场的因素。首先是取决于国外有这样的市场需要。首先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话题上，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真的取得一个很大的成长，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讲世界经济不讲中国已经不是世界经济了，讲世界不讲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整体的宏观的看法了。从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任何事情摆脱了中国，或者把中国甩开很难讲得很清楚。

　　国际上对于中国有实际需求，他们想实际了解中国，不满足于仅仅介绍中国饮食，介绍中国旅游。总是讲过去的长城，而不讲今天的中国，我想这是不够的。首先是市场需要在加强，从我个人接触的外国版商也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最开始到中国来，认为中国是荒芜的市场，需要的是他的东西。所以全力以赴推他的东西，对他的东西充满了自信，似乎世界惟有他的东西是最好的。当时跟他们谈判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这些年来他们提出希望了解中国，希望有中国的东西。过去他们满足于西方人写的中国，实际那个中国是西方人视野之下的中国。西方人观念构造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现在他们对真实中国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出国访问的时候，发现过去中餐馆，那个不是真实的中餐。首先市场的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力量当然是政府的推动，从我在出版社的感受来讲，我们国家空前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包括中国图书走出去，这种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是经济成长自身需要、国际认可的需要。同时我觉得也是我们回答国际对我们提出各种责难、问题的需要。我们不能回避问题，从政府角度来讲有一个提倡，希望把更多的真实中国的资料、图书介绍出去。这些年中国主宾国活动搞得越来越多，我本人参加法兰克福中国主宾国活动，明年我要在伦敦参加论坛介绍专业出版。当然也包括国家政府给的那一些资金的支持，那个资金支持，对于“走出去”来讲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人大出版社从2006年以来，我们“走出去”工作能够取得积极进展，这个与国务院、新闻办，与新闻出版总署大力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企业自觉，走出去需要企业的自觉。中国的出版企业要有自我、自信心，要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觉得也是“走出去”很重要的方面。人大出版社责任感首先来源于多年来引进图书和输出图书之间严重的逆差，我们也深感这个逆差不应该长期存在，所以我们想改变这种逆差。从出版社来讲，希望把图书推向市场，这是我们一个强烈的愿望。现在再跟外国人谈版权，或者谈交流的时候，首先请他向我们介绍他们最优秀的图书。接下来我们十分认真、十分详细的不厌其烦向他介绍中国，我们出版的新的图书，说服他。其实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交流中间，也为我们很好的图书吸引。

　　我想前些年我们出了很多这方面的图书，其实在海外都有很好的市场反映，这个也是意想不到的。比如我们曾经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丛书》五本也推去市场，外国人想了解中国经济体制怎么回事，这是最权威的图书，是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参与的人编出的图书。讲为什么改革，为什么在这一个领域进行改革，为什么我要推行这样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样的图书其实很有价值，这个都是取决于企业的自觉。这些年从走出去活动中间，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当然经济效益总的来讲比较少。可是对人大出版社来讲，国际交流的局面打开了。现在每年大概有40到50人次出访，这个数额已经相当大，每年要接待几十个国外出版社，或者出版家的代表团访问人大出版社，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就像今年上半年我们接待了麦克劳希尔全球总裁一样，大家知道麦克劳希尔是世界五百强，我想这也是对我们这些年出版工作的一个肯定，我们也很高兴。

　　主持人：这次谈成了哪些外国的出版社呢？

　　贺耀敏：一个是我们跟麦克劳希尔这样一个战略合作，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从政府、从企业、从业界来讲反映都很好。由于把一个出版社的单个图书的版权行为，把它变成了两个出版社的战略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想这是我们很自豪的。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宣传这个工作。

　　第二个我们跟波兰出版社连续签了三本图书，把这个图书尽量推出去。其中包括《中国：大国的责任》等等这些书出口，我们希望在波兰宣传。双方已经商定在明年四五月份我们需要一个代表访问马萨雷克出版社，我希望他是一个对中国很友好的出版社，要靠我们企业做工作，使这个出版社出更多的中国的图书。与此同时我们跟韩国出版社也签署了像《中国的出版研究》这样的出版，昨天已经签了协议，希望有一批图书通过韩国出版社走出去。我们跟培生出版公司都签署了出版协议，成效还是十分明显。有三十本书是这一次书展中签下的协议，我们图书“走出去”会越来越好，我个人对这个充满了期待。

　　传统出版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雷同化选题太多

　　主持人：有一些专家、学者说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爱书了，但是书籍的印刷却在不断的增长，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之间的原因吗？

　　贺耀敏：其实阅读方式是多样化的，读书人肯定是在增加的，我对这一点，我是充满信心。人们通过网络小说也是一种阅读，很宽广的，还有手机阅读。阅读仍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改变的最基本的需求。如果把数字阅读作为阅读很重要的内容来看的话，阅读对人的生活影响是越来越大。虽然在前天论坛上我专门讲了我的一些感受，现代人离不开阅读。过去讲停一天电大家受不了，现在对于一个青年人，一天不让他上网——无论通过手机，或者通过什么方式——可能他十分难受，他打游戏也要通过网络游戏。所以我想从阅读来讲，宽泛的阅读，其实阅读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人们对于资讯依赖越来越强。过去的人可以生活在很小空间，读一份地方报纸可能一天可以打发，现在人不行了。现在人们获取知识便捷了，世界上各地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及时获取，明星、影星、球星这样的事件。关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政治家可能关注各个国家发生政治改革；我们这些搞经济学，我们很关注各个国家经济发生的变化，一些国家会不会出现政府的债务危机，他对中国可能的影响；一些环保组织可能就很关心国际上出现的关于污染的问题，这样的一些阅读的关注度，都是在增加的。实际人们对于图书依赖性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作为传统形态出版业来说，出版图书有两方面选择。一方面感觉对于传统纸介质读书热情在下降，另一方面每年图书出版总品种在增加，这一定是中间有问题。我想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传统出版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雷同化选题太多。如果有一个今天说“中国不高兴”，可能紧接着“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等等这样的书跟风炒作主题，这是不良现象。

　　另外当一种书出现大量克隆图书，这也是现代一个不良的情况。也不排除现在我们传统出版业，在市场变化过程中间自己的一种无奈选择。一方面希望书卖得好，但是必须要多印。另一方面担心这个书卖不好，不敢多印。两难选择中最后做出很多错误判断。有很多图书真有可能印出来没多久就进了打浆池，实际损失是增大。但是我个人对中国阅读的这样一种信心是很强，数字化发展趋势是不能回避的发展趋势，抓住这个时机搞好数字出版。

　　我们现在面临数字化转型压力是相当大的，我前年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几乎可以感觉到美国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在跟我们谈数字出版问题。也就是在美国这个数字出版很成熟的，他们危机意识、危机感比我们强得多，而中国现在总体来讲我们数字出版现在处在一个正兴起的阶段，没有形成真正规范，比较成型化数字出版的形态。有多方面因素的阻挠。但是总体来讲数字出版的趋势是越来越强，我了解的很多出版社都在大力投资于数字出版这样的一个领域。像人大出版社我们专门组建了数字出版中心，我们每年在数字出版领域投入很多的经费。现在有几十人这样的团队在做数字出版。我们首先是把自己出的教材和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产品把它变成数字化的产品。希望将来它能镶嵌到不同的运行平台上，成为数字平台的一些优秀产品。

　　主持人：数字化出版在图书这一块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只是电子化阅读吗？

　　贺耀敏：数字出版因为产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前天讨论中间，我也讲了我的想法。数字出版绝不仅仅是阅读从纸介质到IPAD上就叫数字出版，那是对数字出版最简单的理解。数字出版所带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数字出版第一个它突破上技术上最大的问题，使知识集成成为可能。过去你们了解计划经济，我们得到处找什么是计划经济。现在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通过百度，或者其它搜索引擎很快把所有难题、所有的疑难问题通过数字这个产品系统可以找得到。

　　数字出版要达到我们构造的这样一个网络信息的资源库，能够支撑这样的教学，和这样学习研究的需要。在海外，比如根据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的需要设计成若干数字出版的学习包。这个学习包里面有你学习可用的各方面的知识，这样学生的学习进一步的加快，学生能够很简单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因为这样一个形态的变化，其实人们的认识、价值、知识索取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曾经说过极端的话，数字出版使人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已经变了。人机对话已经成为可能，过去都需要跟朋友交流，现在人们不需要面对面，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很大的。我想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影响会很大，年轻一代是数字化一代的年轻人，要做好准备工作。我们想把已经出版的知识，把它尽量的变成若干个这样的资源，能够供我们学习使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我们的传统意义上出版少一些，但是数字出版多一些。数字出版相对来讲污染比较小，浪费比较小的行业，因为它需要的纸等等比较少。

　　一个创新力强的国家，就是版权保护最好的国家

　　主持人：如果我们是做书的话，我们卖一本书是一本书，电子书出版版权好像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贺耀敏：数字出版现在遇到了很多制度性障碍，比如有不同出版社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这种所有制损害是很大的。数字出版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实现。数字出版过程中一定是多赢的，读者、出版商，包括数字出版商、技术运营商，包括产品营销商，合作者之间的利益的共享。如果仅仅考虑到了数字运营商，考虑到了制造商的利益，而不考虑作者的利益，数字出版很难推行。所以我们想这个数字出版的版权问题首先应该考虑，在我们现在的工作中间，我们首先确保作者在数字出版过程中间，他的基本权益不能受到伤害，使他授权他的作品的数字出版，否则的话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

　　我们永远要牢记，一个创新力强的国家，就是版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创新的源泉在于个人有这样的冲动，如果个人没有利益保障，谁做这样的工作？大量抄袭就行了。所以这一块是现在数字出版最大的难题，现在看来也是绕不开的。如何确保原作者的权益，这个十分关键。

　　主持人：现在人大出版社在数字出版大概是什么样的规模呢？

　　贺耀敏：我们现在初步想法，我们的战略第一把我们现有的产品尽量的数字化，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人大出版社大概建设56年来，出了一万八千多种图书，现在已经把六千多种图书已经重新数字化了。这些图书数字化以后，我们也得到了原作者的版权，我们要把它打造成若干个专题的学习资源库，或者知识资源库和现在运营商们结合使用这个资源库，必须支付费用使用这样的资源库。

　　第二个我们希望成立股份制公司，这个公司就是把技术、资本、知识结合在一起，专题性的开发现代数字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产品的形态。为数字时代而生产的东西，第一个把原有东西改造成数字出版，第二个要为数字出版出东西。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很多好的教学资源，这些教学资源要使用起来。比如我们有名师，名师讲座可以把视频作为一种反映。同时把名师讲座的内容，通过数字的形态来传输。名师讲座课程，我们会建立一些专题性课程的学习。这样的课间系统，我们提供一个资源库来支持。首先在教育领域形成优质教育产品，下一步推出学术研究、学术探讨。主要是教学资源库和研究的一些数据库，这个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因为我们人大出版社把为高等教育服务作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主持人：您参加过很多届的BIBF，对今年BIBF看法是怎么样？优点在哪？还有哪些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贺耀敏：因为前两天我有别的工作没有来，今天我来了以后，首先是对展馆我感到特别欣慰，这个展馆确实十分豪华，我也参加过美国书展，参加过法兰克福书展，参加过很多其它的书展。应该说这样的场馆是世界一流的。实在看得很气派，泱泱大国这样的书展，在这样好的环境中间举行确实不错。而且刚才我也转了很多出版社，确实很多出版社都把最好的产品拿出来。像中国出版集团很多出版社、中国教育集团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真的有很多好的产品，确实令人欣慰。过去我们看的东西，几乎我们都不是为外国人考虑的。这一次产品中间有很多外国人可以直接购买的，这样的产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第二个感受比较强。

　　第三个确确实实来的外国展商不少，前天、昨天也接待了一些外国版商，大家对北京出版关注度很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人大出版社一样，我们也搞了一个很漂亮的展台，这个也是我们对书展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来了以后也感觉还有一个不太方便，首先是交通不方便。因为毕竟离市区过远，跟交通配套的可能要认真的考虑一下。我参加过法兰克福书展，法兰克福书展法兰克福地方政府给每一个参展的人员都提供了一个在书展期间，交通免费的票，整个的交通是有保障的，而且服务也比较周到。这样很多国际版商就非常方便，这里目前还是感觉不是特别方便。我今天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这里，堵车堵得很严重。有时候对于展览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感觉周边服务好像没有发展起来。其实展览更多是一个服务，这个工作可能还是要做得更深入、细致一点，怎么样来为参展者做好服务。这还有一个很大的改进的空间。

　　我个人仍然感觉我们书展定位上，将来可以更多考虑它是一个版权贸易的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展示的平台，应该更实事求是，简约一点。可能现在搞得奢华了一点，我个人感觉可以简约一点。每一个出版社参加这个书展，像我们出版社都要花一二十万做装修。这个特装当然是需要的，如果大家一味在这个方面互相攀比，其实并不是一个谈判的地方。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感觉好像很少有特别大的出版社做特别豪华的特装，其实这个意义不大。关键是怎么样促使版商坐下来谈判，营造一个舒适谈版权的地方，这个十分重要。我相信从组委会来讲，他们也会不断的做好这个工作。第一年到这么远的地方，肯定有很多的不便捷，我希望不断的改进。我也听到有人讲，还是希望回到老场馆去。

　　主持人：今年新馆确实是很远，很多人过来路上要花费很长时间。

　　贺耀敏：对。我们在国际书展讲价，我们的经验，有时候今天谈不完明天还要谈，往往这个时候又不能居住，所以要来回的跑。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国际版商，或者中国的出版商来讲花费的时间成本太大了。坦率的讲，坐地铁可能也很便宜，但是时间成本很高。

　　主持人：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人大出版社也是一个很大的社，在中国一个也是老牌的高校出版社。那对中国出版业的未来，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贺耀敏：首先我很感谢您对人大出版社的评价，我们真的是一个老牌出版社。我们是中国成立第一家大的出版社，所以说我们已经有56年多的历史，这在全国大型出版社里面也是独此一家。这些年我们在学术出版领域做得比较好，是专业出版领域的排头兵，特别是学专业、学术出版领域的排头兵，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一个基本定位。对于未来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我想首先的判断，中国的出版在未来若干年一定会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机，这个大发展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做出版的环境，我讲的政策环境，宏观环境应该是前些年从来没有过的。像人大出版社我们转企改制成功以后，我们连续享受国家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每年两千多万都免了。对于我们可能再生产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这种宏观政策的支持对于出版业来讲也很难得，我相信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很快有更大的发展，这个也不是我们主观臆断，是客观实际的需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方面，中国出版业整体的格局的这样一个重组将会进一步的加快。这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大的出版集团，已经展现了他们雄厚的实力。如果形象的讲，中国出版这样一个地图，可能每天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估计在未来几年会更加剧烈，也会出现一些确确实实很具有实力的大的出版集团，他们发展速度，发展规模都是相当大。

　　第三个我们感觉这样一个发展变化，就是现在专业出版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中国若干家大的出版集团和大量出版社，有相当一批中小出版社走专业化出版路子，大家做相同产品，几乎内容相同，形式相同，销售模式也会相同，慢慢也会分野。当然需要有各方面的支持，也不排除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可能会退出出版领域，这个不排除。整个的重组过程中一定是伴随着痛苦，不光是欢乐。

　　还有一个趋势，数字化出版的趋势，在中国将会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如果在传统出版中间我们不敢讲在国外有什么风骚，但是数字出版我们一定是强项。就像IPAD一样美国人使用，中国人一样使用，几乎跟他们同时的。大概美国人使用不久，中国人也在使用了。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老总顶多使用IPAD比我早半年，当他使用后我也使用了。技术的传播，包括产品传播太快了。

　　数字出版领域中国落得不远，有可能数字出版真有可能在国际上引领风骚，这种可能性绝对存在的。我接触的香港一些出版社，台湾一些出版社，韩国一些小出版社，他们日子都十分艰难。他们十分羡慕我们现在出版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数字出版对于很多像台湾、韩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小出版社，想都不敢想。但是在中国我们天天都在谈数字出版，他们经常听我们讲，他们都十分沮丧，因为他们出版社盈利很小，这一方面的投资力度也不会太大。所以我昨天晚上跟韩国的出版协会的会长讲，有可能在这一轮中国可能走得比较快。他们十分认可这一点，他们期待韩国政府给予支持，其实韩国政府能够给支持的力度其实很小，这是我们的优点。这些我估计都是趋势，我希望人大出版社在这些趋势中间，每个方面都能引领，我不希望我们被淘汰，尤其是不希望被数字出版时代淘汰，这个要淘汰了，那我们就灾难了。

　　主持人：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文化客厅的访谈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贺社长在百忙之中光临搜狐文化客厅，我们也祝愿人大出版社在今后日子里越做越强，出更多更好的新书。

　　贺耀敏：谢谢，祝愿您的网站越办越好，有更多的受众，最好有一大批追捧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