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让我们看到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以一人之力缔造了一个神话，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

□本报记者 杨新美
 
传承中国古文明之辉煌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已悉数亮相。该文集共14卷20册，近1200万字，涉及甲骨学、敦煌学、史学、简帛学、目录学、考古学、金石学、楚辞学、宗教学等，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前沿。人大出版社社长贺耀敏表示，饶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多年中，一直置身于每个时代潮流的最前列，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记录了上个世纪饶宗颐在中国文史哲艺四个方面的成就，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堪称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
 
    2003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500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繁体字版，每套售价高达新台币32000元。寥寥可数的印数、高昂的价格，使大陆的国学研究学者对其望而却步。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鉴于饶宗颐对于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及其重要性，为了弥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繁体版的不足，决定推出简体版。此后10个编辑开始了长达2年多的编校工作。贺耀敏曾在该书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从出版的角度来讲，出版这套文集简体版的压力很大，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涉足的领域广泛，任何一个编辑的知识面无法涵盖文集中的所有学科。所以需要多个学科的多个编辑共同来完成这一工程。
 
    “编校工作遇到的难题是要繁简体文字的转换和确保涉及十几个学科的引文的准确性。”该书编辑之一谭徐锋介绍。编辑们以充分尊重原作为基本原则，根据以前的版本，核对权威文献，对饶宗颐的文字进行精心校勘，并对不清晰的图片按照最好的图片予以替换，以此竭尽全力保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优质出版。
 
    当饶宗颐看到自己70多年的心血之作，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两年多的努力下，终于第一次以简体字面世时，这位耄耋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对《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简体版表示非常满意，堪称定本，足以流传。
 
    贺耀敏说，近60年的简体字的推行，使得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对繁体字感到陌生，所以希望通过简体字版《文集》的出版，使得更多的内地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更了解饶宗颐这位国学大师的成就，同时也希望能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在该书的香港新书发布会上，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代表饶先生致谢辞时指出，希望借着这套文集的出版，鼓励内地人士对文、史、哲、艺各个方面提出意见，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研究。
 
残荷犹有傲霜枝
 
    透过《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不难发现，饶宗颐不仅学问渊博，还精通诗词、书画、古乐，他将学术与传统艺术鲜活、细腻地尽显在我们眼前。饶宗颐何以做到这点？“家学渊源”4个字足以解释。
 
    1917年8月9日，一个婴儿在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呱呱坠地。他便是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国学大师、被誉为“南饶”的饶宗颐。饶家世代儒商，在潮州拥有数座钱庄，当时被称为潮州首富。饶宗颐的父亲喜买书、藏书，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多达十万卷，并且老先生工于诗文，精于考据，于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饶宗颐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天天泡在藏书阁，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无书不读。坐拥书城的饶宗颐,在十岁左右时就跟着父亲观摩，帮助抄录《佛国记》；父亲写《汉儒学案》、《新儒学案》等书，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时常充当帮手。饶宗颐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经常一起论学唱和的多为潮州当地有名的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画家王显诏、杨栻等，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词学名家的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此时，饶宗颐往往随侍在父亲身边，偶尔也参与酬唱。
 
    在饶宗颐17岁那年，父亲因编纂《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匆匆离开了人世。此后，为圆父亲心愿，饶宗颐在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用一年时间独自续写完成了《潮州艺文志》。当时的重要学术期刊《岭南学报》将其全文连载。谭徐锋介绍说，此书网罗了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为之撰写了精到的提要，至今依然是潮学研究的必读书，奠定了饶宗颐潮学创始人的地位。
 
    11年后，29岁的饶宗颐以《楚辞地理考》一书名动天下。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其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后，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饶宗颐除了站在学术研究潮流之巅，还在书画方面很有造诣，这与他父亲对其的教育密不可分。饶宗颐在6岁时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帖。他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这些都为他日后的书画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他的书法植根于古文字，行草书融入了明末各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汀洲、冬心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皆得心应手，从大幅中堂、屏条、对联到方寸空间小品，无所不能。他的绘画既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优秀传统，又有所突破。如他的白描人物画，得到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赞赏——“饶氏白描，当世可称独步”。
 
    饶宗颐曾如此概括自己的治学从艺心得：“我写画同我做学问一样，做学问向来不讲人家讲过的话，写画不照人家走过的路走。我写画学古人，但也是写我自己，就像写诗步古人韵，实际上是写我心中的诗，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我的精神。”
 
    熟知艺术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艺术史上，要将禅宗的意趣与绘画结合起来，历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饶宗颐却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20世纪的中国文化困厄迭起，但是残荷犹有傲霜枝，饶宗颐以自己的努力，续写了中华古文明的辉煌典范。
 
铸造会通古今中外之桥
 
    饶宗颐纵横经史子集，兼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东古史，通晓梵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6种外语，迄今为止，已出版专著6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长期引领国际汉学研究的潮流。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14卷展现出了饶宗颐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出他积极参与并推动当代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和深化，饶宗颐可以堪称为很多领域研究的第一人。如在《甲骨》卷中，饶宗颐写著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曾荣获被誉为“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因此饶宗颐成为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之第一人。针对在湖北发掘的秦简、编钟，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请当时的陪同者、中山大学曾宪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第三卷）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被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这套文集也展现了堪称会通中外的汉学大家饶宗颐的学术魅力，即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国内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他在域外汉学传播方面的成就为例,他在日本东京出版《敦煌法书丛刊》、在国际学界讲敦煌本《文选》，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成为历史。1963年，饶宗颐应邀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走遍印度南北，写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并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透过《中外关系史》卷看到，他因辨明了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而成为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他还是第一个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人。
 
    毋庸置疑的是，《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将饶宗颐迄今为止的学术著作之精髓收入其中，是弥足珍贵的。在这套14卷本中，我们能沿着饶宗颐的学术足迹，更深刻理解中国上千年的古文明。
 
开辟国学研究之路
 
    近几年，国学研究逐渐火热了起来。对中国学术的前景，饶宗颐颇有信心，并表示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学术人才可以独当一面。不过做学问仅凭热情是远不够的，已逝去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曾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中评论说，“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给我们以启发”。
 
    做国学研究，首先要能读懂古书。饶宗颐说,古书里有很多巧妙，一句话怎样解，有好几个层次。对文本要理解，不要误解，很重要。今天很多人的毛病就在于没有理解透彻，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指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没有家学渊源的人又该如何入门？饶宗颐认为，“因为古书离我们的时代距离很远，要明白它的义理，并不容易，旁通别的书，才能了解，等你懂了另外一些事情以后，你再来看这本书，就又不一样”。
 
    在能读懂古书后，如何运用这些资料尤为重要。季羡林说，饶宗颐掌握材料和运用材料，方面很广，种类很多。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都被派上了用场，有时甚至能给人以化腐朽为神奇之感。饶宗颐说，人家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他自己做学问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常常用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似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如饶宗颐发现古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与中国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着许多类似的迹象,于是将其与汉语系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这为揭示该古老文化演进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开辟了新途径。
 
    此外，饶宗颐强调“为学必先敦品”。他自己也正是如此做的，无论在动荡或是浮躁的时代，他总是能沉静在自己的天地做学问，“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此外，“饶公还是一位谦逊、儒雅的君子！”谭徐锋说。
 
    虽然饶宗颐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做研究，但是他的学术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谭徐锋介绍，在饶宗颐六十大寿那年，他推出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从世界三大洲搜罗文献，引入近东、西方、印度的传统与中国历史作比较，从方法到论据，都堪称世界一流，至今还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在他五十年前研究殷代社会的巨著的脉络里，他最近还想从邦交的视角来重新展开研究。
 
    “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阙，而必须随时接受新东西。”季羡林曾说，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来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生产、建设，无不有跟上时代的问题。学术研究何能例外？不预流，就会落伍，就会僵化，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预流，就能前进，就能创新，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与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