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管理之道的新探索

——评葛荣晋教授《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

韩进军

近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葛荣晋先生新作《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爱不释卷，通读全书，颇有启发。葛荣晋教授在中国哲学界以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实学一脉著称。实学，简而言之为经世致用之学，今日之实学精神为中国企业界和管理学界所贯彻。《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书问世，实是葛荣晋先生多年探究中国哲学并关注中国当代企业发展实际之结果。

一、阐发文化管理主旨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中国企业发展脉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为第一阶段，九十年代中后期为第二个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为第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企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然对应的企业管理方法与对管理理论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在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初露端倪，尚处于探索阶段，企业的成长能力与实力不够充分。同时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也给初涉市场经济的企业或企业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遇。无须系统思考和科学分析，仅凭对市场的一点灼见甚或敢于冒险的精神，即可找到立足之地和发展的捷径。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特征表现为“以寻求市场突破点拉动企业的高速成长”，以一个特殊的市场或产品“点子”，灵光一现，就能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策划”成为企业发展的灵丹妙药。然而，与市场带动下的企业高速成长相对照，是企业基础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缺失，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不能适应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环境，中国企业进入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时代。这个阶段的主题可以表述为“夯实管理基础，向管理要效率。”但是，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入手点在“技”，即强行植入西方所谓现代管理技术，中国企业开始表现出现代企业管理之形势。此时向先进的企业学习并借助外脑的“管理咨询”支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为中国的企业家们所热衷。当中国企业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环境的逐步成熟，人们发现，曾经一度改变中国企业管理传统之面貌的现代管理系统，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就像无根基的大厦，风雨飘摇。于是，对中国企业发展和管理体系之根的追问，标志着“以文化带动企业健康成长”为特征的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到来。

《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书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契合于中国企业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转型期，反映了葛荣晋教授发轫于中国哲学研究，立足于中国企业发展实际，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进行的“道”——文化的探究。

文化管理就是要以本国传统心智模式为管理之原，结合国民可以接受的管理手段，吸收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管理技术，形成“道”、“技”统一的管理体系与内外和合之文化氛围。本书揭篇明道：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由此原则出发，对道、儒、法、兵四家的管理理论，从“修己之学”的精神境界与品格塑造的价值取向，到“治人之术”的刚柔并举与宽严相济的管理原则，以及有为与无为等经营谋略，勾画出了一个系统化的文化管理架构，完成了对中国企业发展第三阶段难题的一种新的解读，当然也是对中国式管理模式的一种独到阐发。

二、对话西方管理理论

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革故鼎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对中国原有不适宜现代企业发展之旧蔽的清除，也有对中国传统管理精华累积的继承和发达于我国企业之外国企业管理技术的借鉴。然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为国人所惊诧，导致人们反思中国文化之愧疚与学习西人文化之倾羡的巨大反差，薄此厚彼，一度蔚然。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强化基础管理的主题下，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和国外管理学大师为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管理学界所青睐，例必举IBM、可口可乐，言必称菲力普·科特勒、彼得·德鲁克，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等企业家也成为人们的偶像。当然，对这些管理学大师、知名的跨国公司和企业家们企业管理成果及管理经验的借鉴，确实使中国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省却了探索的成本和失败的痛苦，也似乎使中国的管理学与国际管理学站在了同一平台上。

但是，西方的毕竟是西方的，这些被快餐式引入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并非灵丹妙药，可以用尺或米来丈量厚度的管理制度、管理流程，在西方被认为是成熟的，可是在中国其实际效果被打上了问号。于是，“执行”不力成为罪魁祸首，“执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需要追问的是，当人们明确意识到了执行的重要性，在各种场合大谈特谈“执行力”并出现了一批旨在提高企业执行力的管理大师的时候，为什么仍然没有真正解决管理的执行问题呢？关键在于西方的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及其执行路径立足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价值理想和行为习惯，扩而言之就是立足于西方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大不同于西方，中国吸取西方所谓先进管理理论与经验，不应该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两种文化的对话与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界、管理学界与西方管理理论的对话基础，应该是，以中国管理哲学为本根，立足于中国管理文化资源，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

《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书《绪论》中指出，“中国管理哲学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一门大写的人学。”中国管理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既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这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学的根本区别。” 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原则与中国哲学的主客和合原则，直接影响着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西方管理理论强调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的“治人”要素的重视，因而在西方管理领域中，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约制性内容颇为完备。中国企业发展虽然不够充分，但是在组织管理上，几千年来形成的管理思想也不乏真知灼见，中国管理哲学从主客和合原则出发，强调“修己”与“治人”并重。正如《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书所言，“在‘修己’（体）与‘治人’（用）两个要素中，中国人虽说更重视‘体’，……但是也不忽视‘用’，即如何管理的问题。”作者主张，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必须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将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机结合。《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也正是立足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管理科学对话与融合的结果。

三、回应企业国学风潮

近年来，在中、西方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为了强固中国文化之地位，达到推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之目标，一方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另一方面更要承继华夏文明的本根，在中国社会兴起了一股国学热。而在中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恰恰面临着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以文化带动企业的健康成长”阶段的到来，当企业家发现来自于西方如此完备的先进管理技术不能继续有效带动企业发展的时候，他们将关注的眼光转向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人。任何管理都是对人的管理，也都要由人来执行，而中国的企业与中国人有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生理想等，西方的管理哲学解答不了中国人的管理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之根源还要到中国哲学中去寻找。于是乎，在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国学风潮，企业家国学班的开课、中国式管理书籍的热销等，俱是其表象，反映了企业家们对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的深层思考与需求。

时下，国学与中国式管理书籍汗牛充栋，企业家国学研究班与谈论会比比皆是，排除哗众取宠、以文换钱者外，大都认真探求、缜密思索如何建构中国式管理，或探讨某家学说的现代管理价值，或追溯现代管理的中国文化传统底蕴，抑或干脆抽出些经典片语以发其微言大义解答现代管理实践中的困惑。毋庸置疑，这些研读与阐发对于中国人反思中国企业管理并对西方人理解中国式管理，产生了积极的甚至代表一个时代的意义。但是，人们却很少追问，中国式管理的根本也即“道”是何物，也很少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上探讨中国式管理，更很少追究中国式管理的核心原则——中国哲学基本取向。囿于此，以一家之学或只言片语概为中国文化之全部者有之，以舍离文化之根本而妄求当下之用者亦有之，中国的企业家们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面前难免不知如何选择，在多家争鸣的中国式管理布道会中亦不知如何判批。

葛荣晋先生以其对中国哲学几十年的研究功力，结合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多年关注，加之对西方哲学与管理理论的深度思考，形成了他对中国管理哲学本质的精辟界定。从“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的基本原则出发，《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书返之中国文化的原创期，通过“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两条主线，系统阐发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道、儒、法、兵四大家的管理思想。中国文化的原创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解了这一时期的核心话语，就抓住了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内核。同时，该书摒弃了对中国文化之支离方法，道技融通，勾勒出了中国式管理的系统架构，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了时下中国企业界的国学风潮。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道生而事明。《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对中国企业管理之道的探求，是对中国企业发展第三阶段主题的张扬，是站在中国文化的基石上与西方管理理论对话的结果，更是国人思考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新路。

韩进军 男1964年生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