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5月30日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意大利索伦托，时为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也写下一本独白式的格言集，向伏尔泰这位他心目中“最伟大的精神解放者之一”表示敬意，书名为《人性的，太人性的》，近期，该书中译本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作为西方近现代之交的一位重量级的哲学家，尼采一生著述甚丰。其早期的代表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以及后期的重要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883年）、《善恶的彼岸》（1886年）、《道德的世系》（1887年）和《强力意志》（1889年）等，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相较而言，处于前后期交接的中间时段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多少有点寂寥无名的意味。

　　《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副题是“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自由精灵”属于尼采的“自己发明”。何谓“自由精灵”？尼采解释说，“自由精灵”是一种“已经决定性地经历了一场大解脱”的面向未来的精灵类型，“它以前是一种格外受到束缚的精灵，似乎永远被束缚在它的角落与柱子上。是什么东西束缚得最结实，什么样的绳索几乎扯不断的呢？在高级的、精选的人种那里是应尽的责任：那种青年人应有的崇敬之情；那种在一切受尊敬受推崇的古老事物面前的畏惧与温柔；那种对他们从中成长起来的大地、对引导他们的那只手、对他们在其中学会如何顶礼膜拜的圣地的感激之情——他们的关键性时刻本身将他们最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使他们负起最持久的责任。大解脱突然像地震一般降临到那些受到如此束缚的人们头上：年轻的心灵一下子受到震颤，扯断了束缚，解脱出来。”在这里，尼采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束缚人类自由心性的所谓“高级的、精选的人种应尽的责任”：道德、理性、真理、宗教、科学、信仰、圣者、正义。它们都曾经被人顶礼膜拜，被视为受尊敬受推崇的“人之责任”，而在尼采看来，这些“人性的，太人性的”内容不过是束缚人类自由心灵的绳索而已，必须予以坚决的扯断和抛弃。尼采本人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定义为自我精神探索的一个“危机的里程碑”——它既是对尼采早期哲学思想的一次总结和清算，同时又预示了尼采后期哲学所要探讨的诸多重要命题，带有明显承前启后的过渡和转折意味。

　　与赞美“自由精灵”内容相映成趣的是本书所采用的崭新的语体风格——格言体。这种格言式的语体形式以后一直为尼采所坚持，成为尼采哲学最具特色的一种语文载体。

　　《人性的，太人性的》作为《尼采全集》中译本首卷出版，是中国尼采著作翻译上的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它填补了中国尼采著作翻译上的一大空白。中国对于尼采著作的翻译最初是围绕着《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开始的，其中尤以鲁迅、郭沫若和楚图南对于该书的翻译最为人所称道。尼采著作在中国的翻译起步并不晚，从事尼采著作翻译的大家也不少，但由于诸家在翻译尼采著作上往往扎堆于尼采的某一特定著作如《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悲剧的诞生》，使得中国的尼采翻译尽管投入不小，但留下了许多翻译空白。《人性的，太人性的》即是中国尼采翻译上的空白之一。

　　该书中文本的问世，是对中国尼采研究的强力促进。在中国的尼采研究中，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连续发表的《尼采氏之教育观》、《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和《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是公认的中国尼采研究的奠基性作品。细考王国维的尼采专论，不难发现，王氏论及尼采的著作主要是早期的《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观察》以及后期的《善恶的彼岸》、《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尼采对瓦格纳》等著作，对于属于尼采哲学过渡性质的中间阶段，则基本没予提及。而从以后中国学界对于尼采的研究（包括对其著作的翻译）来看，大体不出王氏尼采研究的两头热中间冷的特色和格局。作为尼采哲学中间过渡阶段的代表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文译本的问世，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中国尼采研究在资料方面的匮乏。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人性的，太人性的》是陌生的。尼采在书中曾对书里不好翻译或理解的部分做过这样的表白：“书中不可翻译的东西既不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其中最差的东西。”现在，这本“不好翻译”的书经过中文译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听凭读者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