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洪波 《中华读书报》（2017年12月20日14版）

　　编者按：“文章合为时而著”，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大势和大事，推出了一系列主题出版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把主题出版置于重要地位，主题出版的数量规模、策划水平、内容品质、社会影响等都不断提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是其中表现非常突出的一家出版机构。该社在主题出版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经验心得或对业界同行有一定借鉴价值，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以供业界参考。

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

　　中华读书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领域的品牌大社，是高校教材出版的大社，同时也是业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和我国当代主题出版的一大重镇，请问您如何理解主题出版在你们工作中的地位？

　　李永强：人大社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建社60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高举红色出版、理论出版的旗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典学术作品，这些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和前沿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近年来，人大社充分发挥理论出版优势，把宣传、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主题出版的方向和目标始终是坚持党在各个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经过多年积累，我们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出版布局，集中策划出版了一大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伟大进程的著作，彰显了“主题出版、理论出版”的品牌优势，形成了独有的红色品牌积淀，是业界公认的我国克思主义理论出版的出版重镇和我国当代主题出版的重要阵地。

　　中华读书报：请问人大社主题出版方面是如何布局的，包括哪些产品线？近期出版的代表性图书有哪些？

　　李永强：在理论出版方面，人大社一直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和党史类选题在全社选题中保持一定的比例，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历史新起点书系”等一批影响深远的理论研究著述；在教材出版方面，人大社积极研发原创实用性强的特色教材，如“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新世纪党课教材”等；在大众普及读物方面，人大社着力打造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通俗理论读物，比如我社策划的《大道之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于全球秩序重组》《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等一大批双效俱佳的主题图书。

　　此外，在去年底公布的第一批“‘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中，我社“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6个项目入选“主题出版规划”。我们与人民出版社成为主题出版规划分类数量最多的出版社。此外，我社《习近平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等9个选题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寻求突破的中国经济》等4种选题入选中宣部、总局“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等4种出版物入选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主题出版资助项目。

　　为迎接和庆祝党的十九大，人大社集中策划了一批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其中，李君如的《时代大潮和中国共产党》和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入选了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两书的作者均为国内党的理论研究大家，选题视角新颖，意义深远，有利于党建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提高。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出版的韩庆祥、黄相怀等著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文版）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盛赞该书是“中国学者贡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此外，张卓元研究员的新书《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了政府如何推进自身的改革、国有企业为何以及如何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适应新形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热点问题，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之后，全社会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攻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高度关注的当下，凸显出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华读书报：开展主题出版，第一重要的是保证正确的政治导向，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说，在保证正确导向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李永强：人大社在选题论证中“严”字当头，强化内部流程管理，严格落实三审制度，严把选题的政治导向关、价值取向关，严格审查作者的政治倾向、学术能力。在作者遴选上，我社坚持优中选优，重点选择政治上靠得住，学术科研过硬的国内重点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从源头上保证学术著作出版质量。我们还重视借助外脑，组织图书专家评审团，为我们把好选题关。我们约请行业顶级专家深度参与重大选题的策划与编纂工作，保证学术质量；我们还组建了重点选题审读委员会，委员由学术专家、出版社优秀编审、副编审组成，在付印前审查重点选题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

　　中华读书报：很多人会把主题出版当做“政治任务”，不求经济回报，您对主题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永强：目前市场上很多主题出版物选题新意不足、写作风格不接地气、读者定位模糊、营销手段单一，种种因素导致经济效益欠佳。主题出版物对出版社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社会效益，但又要兼顾经济效益。目前，围绕重大活动、节庆、重要会议等时间节点组织的图书策划、营销、宣传，国家资助力度很大，社会需求量也很大，优秀的主题出版物仍然供应不足，只要认真研究选题策划，做好精品出版，积极开拓销售渠道，这类选题依然会有很好的市场表现。

　　人大社始终坚持主题出版物必须双效统一。只有让优秀主题出版物产生好的市场表现，才会有真正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人大社在着力于增强主题出版物的专业性、可读性的同时，不断创新营销方式，从而实现双效丰收。从发行渠道上，通过多年来积累沉淀形成的线上线下立体化的渠道体系为人大社整体的主题出版物发行销售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不断开发各种营销途径，充分开展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利用新媒体资源扩大影响力。

　　中华读书报：我们知道，人大社在“走出去”方面成绩斐然，请问你们在主题出版“走出去”方面做得如何？今后有哪些谋划？

　　李永强：人大社配合国家外交战略，努力打造中国出版的国际名片，把一批反映当代中国价值、治国方略、中国文化、时代精神的精品著作推向海外，形成了“高端学术内容走出去”的鲜明特色。我社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近百家出版机构建立了业务关系，累计向海外输出版权2200余种，涉及20多个语种的图书版权。在国新办和总局领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多家成员单位中，我社连续9年取得单体出版社综合排名5个第一名和4个第二名的好成绩。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我社不断开拓贸易合作伙伴，向相关国家累计输出版权近300种，输出语种达到16种。2017年8月，人大社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来自世界30个国家和地区的93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获邀成为首批加入联盟的成员单位。联盟对建立有效的中国文化国际推广渠道和平台、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先后设立了人大社以色列分社（中国出版机构在以色列的第一家分社），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蒙古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中心等分支机构，把如朱永新“新教育丛书”等一批中国文化图书陆续以当地语言出版，为丝路国家文化互通作出积极贡献。

　　中华读书报：请问今后一段时期，人大社在主题出版方面有哪些规划和计划？ 

　　李永强：第一是围绕重要的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及总局“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中明确的重点，精心准备，规划主题出版项目。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暨改革开放4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提前做好选题规划；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把握好主题出版物的政治导向、学术导向和文化导向，增强主题出版物的专业性、可读性，创新营销方式，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不断提升我社主题出版物的品牌影响力。

　　第二是利用数字技术，整合现有资源，对主题出版项目进行深度开发，建立相关资源数据库。我们拟将之前立项的主题出版产品实现数字化，进一步扩大主题出版项目的展示平台及社会影响力。例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丛书”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资源平台；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数据库，为大众读者、学者提供便捷的数据服务。

　　第三是借助出版社版权贸易优势，让主题出版走出国门，影响世界。我们拟建立“主题出版物版权输出机制”，建立编辑部与版权输出部门的长效联络机制，既能便于主题出版图书更快地走向世界，也能让编辑及时了解国际版权输出需求，调整今后的选题策划方向。

郭晓明：扩大主题出版的国际传播力

　　反映时代主题、传播时代最强音是主题出版最大的特色，同时，主题出版也天然地具备彰显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属性。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精耕出版主业，立足专业学科，挖掘作者资源，利用版权贸易优势，介绍中国发展、解读中国成就、回应国际关注、阐释中国立场，探索出了一条扩大主题出版国际传播力的新路径。

　　2010年，针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人大社第一时间策划出版《大国的责任》一书。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成功因素有：一、及时发出中国声音。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正面、积极的作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面对“中国责任论”的复杂国际舆论论调，中国一流学者能在这一问题上迅速从理论层面系统回应“中国责任论”，消除西方认知差距，用国际社会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掷地有声地表达中国立场，理性而又深刻，在当时则开启了主题出版的一个新方向新领域。二、精准选择知名作者。在众多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中，我们最终选择了金灿荣教授。金教授是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等问题，具备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同时，他常年担任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嘉宾学者，曝光率高，在国内外学界、观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他的著作势必会引起官方、学者、普通读者的共同关注。事实证明，金灿荣教授的确是不二之选。三、有效进行国际传播。该书一经出版，人大社除重点借助国家新闻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向外国驻华使领馆等予以推荐外，还利用版权贸易方面的资源优势，积极向国外大型出版集团和著名大学出版社推介该书，相继翻译出版了韩文、日文、英文、波兰文、俄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土耳其语等10多个语种，并多次在各大国际书展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予以重点宣介和陈列。

　　如果说《大国的责任》的出版是人大社主题出版国际传播的一个起点，那么随后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人大社不断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出版布局，深入探索主题出版国际化的精耕细作之路，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方面成果丰硕，形成了一道亮丽的出版风景线，这其中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为龙头的主题出版国际传播产品线尤为亮眼。该书系立足于全球视野和本土视角，通过专业的学术阐释，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现已出版各类语种共计40余种，包括《中国的未来》《中国声音》《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中国智慧》《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等精品理论主题图书。通过这些图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日益成熟，中国学者越发自信，中国学术正一步步向世界学术中心迈进。

　　2017年7月，在十九大召开前夕，人大社隆重出版了韩庆祥、黄相怀等著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文版）一书，随后相继推出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日文版，这在主题出版市场并不多见。出版发行四个多月，该书销量超过2万多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盛赞该书是“中国学者贡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成功原因有三：一是主题紧密契合读者需要。中国道路作为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的伟大实践，不仅解决了中国自己的问题，还具有世界意义，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人所关注，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外读者对于中国的关注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转变为现在井喷式的主动了解，因此多个语种在全世界发行成为可能。二是作者多年倾心扎实研究。该书从五个维度阐述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的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充分展现了作者团队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从约稿——写作——交稿——出版——宣传等各个环节，我们也深深感受到这个研究团队每个学着身上所体现的政治担当、学术激情，他们将个人的学术使命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不遗余力为构建“理论中的中国”贡献思想的力量。三是宣传立体化有效配合。该书一经出版，我们便将这本书推荐给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相关部门，中宣部对外推广局将该书作为重点任务类项目宣介给各大驻华使领馆，教育部将该书作为“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在作者积极配合下，出书后不久我们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在中央党校召开新书座谈会，并在十九大前夕与长安街读书会合作举办“中国道路世界贡献”读书会，在理论界、出版界产生巨大反响。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的出版产品类型，不仅要在国内唱响主旋律、积聚正能量、展现时代风貌，更要在国际出版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锻造出版的“中国品牌”。人大社也将继续为扩大中国主题出版的国际传播力做出应有贡献。

王海龙：通俗理论读物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我国主题出版和理论出版的重镇。作为该社编辑，我们在策划和编辑实践中，一直在努力打造既叫好又叫座的通俗理论读物。由京沪五位青年学者联袂创作的《大道之行》最具代表性。这本书是2015年2月出版的，上市一周即在三大网店售空，迄今已发行51万册，在基层党员、公务员、高校师生和各界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而且该书出版两年多以来持续热销，目前销售热度不减，已成为畅销又长销的图书。一本严肃的理论的读物何以热销？回想该书策划、编辑、推广的过程，我想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契合了时代需求。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强力反腐，并通过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树正气，党和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但腐败并未根治、干部不作为问题凸显，资本逻辑的膨胀导致经济上脱实向虚，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仍有不小的市场，干部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未来非常关注，也有许多疑惑。中国崛起的现实、面临的问题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新气象，呼唤着学术界和出版界推出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气派的理论作品。但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固守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导致学术供给和理论供给远远赶不上实践创新的步伐，而该书的几位作者自觉地跳出西方人看中国的视角，以贯通中西的视野聚焦中国实践，既深入探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又回应了干部群众关注和深感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

　　二是以学术谈政治。一段时间以来，理论宣传与实际政策存在两张皮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理论宣传对现实问题的解释缺乏严谨的学术支撑。另一方面，许多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囿于学术象牙塔，不愿关注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实际上，学术固然不等同于政治，但学术脱离不开政治，只有以学术的姿态关注时代问题和政治现象，才能彰显学术的价值和学者的主体性。《大道之行》的几位作者都不是理论科班出身，分别来自管理学、中文、法律、国际政治、政治学等学科，又都曾留学于境外、海外的著名学府，目前分别任教于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等中国最好的高校，他们在各自领域有深厚积累，学术能力强，有国际视野。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有心怀天下、学术报国的胸怀和担当，能自觉地走出象牙塔的小圈子，强烈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对社会现实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他们在书中从学术的角度谈政治，以真正深入的学术研究，聚焦并剖析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思路，比如：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又如何驾驭资本？如何激活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中国政治制度是否适用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依归的共同体？如何把越来越多元和流动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所以该书学术底蕴深、思想含量高、创新思路多，充满着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而没有单纯的情绪表达、简单的立场宣示、人云亦云的观点陈述。这些作者思考的是治国理政的大问题，但却坚守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主体性，这样才能实现学术与政治的良好互动。

　　三是学术共同体的创作方式。该书五位作者虽然学科背景和人生经历不同，但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学术追求。他们有着质朴的人民情怀，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促使五位作者走到一起并商定创作《大道之行》这本书。该书创作采用共同研讨的方式，五位作者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了多次研讨，在研讨中，五位作者分别从文明、政治、基层、社会、经济的视角作主题发言，其他作者发表评论意见。然后，每位作者再综合其他作者的意见就所负责的主题分头执笔撰写，形成初稿后再在一起做两次研讨，互相听取修改意见。在研讨中，大家有激烈的争辩和交锋，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不断修正已有的观点以求更具说服力。这种创作方式孕育生成的《大道之行》既有清晰的主旨和内在脉络，而且能有机集成每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特色。

　　四是大量读者自发地推广。北京大学潘维教授为《大道之行》写的序言观点鲜明、言简意赅、语言质朴，回答了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做到信仰人民、依靠人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该文在微信圈引发强烈反响。我社官微推送该文5天后，阅读量即达46万次，此后许多微信公众号自发地转载。大量读者自发地将该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这导致该文在微信上持续发酵，截至目前累计阅读量超过1000万次，仅在“中国认证认可”这一个微信号阅读量就达600多万次。该文的传播让《大道之行》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并助力该书成为畅销书。大量读者通过书信、微信留言、网店评论等表达了对这篇序言和该书的赞誉。这些激动人心的事实带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认识到广大读者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需求。酒香不怕巷子深，理论文章和理论读物，只要政治导向正确，有真知灼见，有理有据地回应读者困惑，而且接地气、有时尚感，一定会与各界读者产生共鸣，并形成读者自觉自发参与讨论和传播的强大正能量。